作者：何修良，熟女视频
管理学院副教授，熟女视频
研究员；杨闫，熟女视频
2025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中国边疆治理一直秉持“族际主义”取向。作为取代“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认可。近些年，很多学者开始从中国边疆治理内外部空间视角、探索“域际主义”取向、建立“共同体”导向和树立“边疆性”思维等方面进行拓展，进一步丰富了“区域主义”治理取向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深度。作为边疆治理的总体方向和“元政策”，新时期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进一步拓展，需要从概念到理论知识范式生成转变。这需要理清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性条件，在总结与探索理论层面和实践面向的研究议题与内容的基础上，突出历史导向和实证研究，进而从学科建设的视角，不断完善“区域主义”取向的一般知识原理、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推动边疆治理“区域主义”的范式生成。
一、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提出与跟进
中国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信奉和践行“族际主义”取向的价值导向。随着边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不断认识到族际问题仅仅是边疆问题的一部分，把处理族际问题等同于边疆问题，就无法整全地认识和处理边疆问题，人们以此开始反思“族际主义”取向存在的弊端。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边疆治理取向的转变问题，首次对“族际主义”取向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阐释了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冲突和矛盾作为边疆治理主要内容的窠臼与不足，提出把解决边疆这个具有突出特殊性区域的各种问题作为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呼吁边疆治理应从“族际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
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这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和理论创新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和认可，成为了边疆治理的主导方向与主要内容。作为一个本土化的创新性概念，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社会的巨大变迁，以批判性的思维审视边疆地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体现了边疆治理的开放性眼光、整全性理念以及动态化思维，已然形成了边疆治理实践的方向性框架，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社会需求、治理方式多样性等相关治理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边疆治理的时代创新。较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研究进展还应进一步加速，没有实质性研究进展。不过近些年，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提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思路，丰富了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
一是边疆内部空间治理取向的探索。边疆作为空间生产的产物，从空间视角拓展“区域主义”取向就成为了应有之义。在内部空间差异性理解上，我国的边疆差异性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宏观层面上边疆差异性结构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发展状况、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地缘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多个维度；中观与微观层面主要是从边境与非边境的地市级区间、边境与非边境的县级区间进行比较与观察。边疆空间的差异性，决定了陆地边疆差别化治理的特征，需要针对不同边疆区域开展特殊性和专门性的治理活动以及根据区域不同要素所在的空间性和特殊性突出“在地治理”的内涵。在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方面，“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治理的过程，也是推动边疆社会改造与秩序重塑的过程，其中国家权力因其在空间内的实践及对空间的整合而具体化，并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线进程的在场而推进并逐渐细密化，推动边疆各民族人群关系的整合与重塑。因此边疆事实上就成为一个稳定性与流动性并存、“平滑空间”与 “纹理空间”相互交织区域，最终通过边疆治理重塑边疆的社会秩序与边疆景观，使得边疆改变其“弱国家空间”的形态而成为“强国家空间”，从而推进边疆社会的塑造以达成国家一体化。
二是边疆内外部空间治理取向的探索。边疆治理在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区域价值与世界意义。新时代边疆治理摆脱了对中心地区发展模式的简单复制，开始积极探索适合全球时代边疆地区特点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对外发展不断推进，国家发展的外部空间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使边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和经济地带，重塑了空间格局和区域关系，形塑了边疆新的空间地位，直接带来了边疆空间的变化，即空间视角转变为“边疆”成为 “中心”、空间壁垒消解呈现出“流动”的边疆、空间不断再生产形成新形态的边疆以及空间的再配置带来边疆的权力重组。因此边疆治理的理念与方式需要立足变化的场域进行调整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内部空间理解。在此背景下理解“区域主义”取向，内在缺陷就显现了出来：边疆治理的空间性质的行政区划假定，使得空间的指向较为行政化和单一化，无法概括和描述出当今各类边疆问题的辐射范围与问题性质，进而导致边疆区域“对内地”与“对外域”关系特征的兼顾分析不足，也就无法完整性地阐释当今流动性社会背景下涌现的“移动”“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边疆现象，需要走向“域际主义”边疆治理取向，解决 “内域际”与“外域际”的“域际关系”的边疆问题是主要内容，其中“内域际”边疆问题的治理目标是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强化区域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外域际”的边疆问题是指边疆治理问题的解决与跨境国家和地区甚至弥散到更远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申言之，“域际主义”取向是“区域主义”取向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新时代边疆问题演化的规律和内容所指，尤其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外环境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以及边疆地区地位与功能的重新塑造，进一步明确了边疆问题的类型以及相对应的治理主体与内容，从类型学的视角阐释了边疆区域的分类以及相对应的治理内容。
三是“共同体”治理取向探索。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取向，其本身过多强调了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实践中，一方面存在将边疆问题“同质化”的趋向，将边疆治理面临的问题都看作是与内地绝缘的事务；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中央与边疆、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以及边民和非边民之间产生新的“二元结构”，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需要反思并跳出“区域主义”取向的藩篱，从国家层面思考边疆问题和边疆治理，在批判“族际主义”的同时也要防止“区域主义”取向陷入割裂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地方主义”话语之中，形成新的边疆治理陷阱。因此解决边疆问题需要转换思维，将“区域主义”取向转变为“共同体主义”取向，用“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对多样化的边疆问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治理，实现从“从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进而能够将边疆治理纳入一般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上推进共同体治理，改变以往“边疆—内地”的二元对立叙事，从而打造边疆治理共同体的新格局，以跳出“地方主义”陷阱和打破新的“二元结构”，突出强调边疆治理“国家在场”以此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
四是“边疆性”阐释的探索。“边疆之所以成其为边疆，不单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其作为区域单位的空间观念建构，实际上是以其‘边疆属性’为基础”。“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重在突出边疆本身的特性，对“边疆性”的思考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所谓“边疆性”，即边疆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在性质上，边疆性是部族或国家政治集团对其所涉利害边缘疆域所赋予的某种性质，这种性质由各时期各政治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换言之，边疆空间形成与相应的治理是根据国家每个阶段的任务而定直至边疆消失。在内容上，边疆性表现出三重不同的内容：空间异质性镜像中的‘边疆性’，即“边疆性”更多是对边疆地区或边疆社会所呈现的部分或者整体特征的综合性描述，是以内地（即“中心性”或者“内地性”）为参照对象的；现代性镜像中的“边疆性”，即“边疆性”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镜像，指向边疆的历史性与遗存性，是对边疆的一种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结构策略性镜像中的“边疆性”，即“非中邦区域”呈现出“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的“边疆性”或边疆的存在使得国家整体战略与政策对边疆的观照而呈现出的“边疆性”。三重“边疆性”的讨论与总结显示，“区域主义”取向有着多种镜像与想象，在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歧义性。在现实层面，边疆本身具有反馈性与主体性以及本身内在的区域性特征构成了“边疆性”的主要内容，这形成了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边疆性”强调同样的问题在边疆与其他地位所体现出不同面向，甚至演化为不同的问题，其直接的结果是解答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突出了边疆问题的区域差异性和解决途径的针对性。还有学者从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阶段性与保障条件出发阐释了边疆治理空间的“元问题”，指出“边疆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同构同步，边疆与国家腹地之间关系的一体互动”，进而凸显出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治理这一底色，边疆空间治理在承载着具体内容的同时，也凸出了“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导向与价值。
综上，“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四个方面的拓展主要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何处理边疆问题本身的“在地化”特征与治理的“国家在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共同体”取向的研究则呼吁边疆治理“国家在场”的重要性，其他三个方面探索都强调了边疆本身特征在治理内容中的地位与作用。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对“区域主义”取向研究的深入思考与精耕细作，这一方面表明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所具有的富有弹性的理论张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表明“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全面认知与正确理解，比如，“共同体”取向研究呼吁“国家在场”的重要性以及回归，但“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内容从来都没有否定国家在边疆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存在国家归位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主要内容包括需要把握好理解的前提条件、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研究趋势等关键性问题。
二、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拓展的前提认识
边疆是由特定的区域抑或空间形成，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区域的概念就不能产生疆域和边界的概念”。边疆治理“区域主义”价值取向切中肯綮了边疆本质的内在特征，这也是其概念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但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与发展都有自身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因此讨论与拓展“区域主义”取向研究进而上升到理论范式生成的进路，应明确的认知前提条件，否则难以形成学术发展的基础。
一是从历时态看，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是国家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这一点和“族际主义”取向一样。中国边疆区域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区域大致重合，族际问题与区域问题紧密相连，孰轻孰重取决于时代需要和边疆发展需求。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选择“族际主义”取向，是因为“族际主义”取向适合了边疆地区处理族际关系是主要任务的这一客观历史实际以及国家发展的整体性安排，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甚至是国家政权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所谓的边疆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民族政策的处理对象，在学术研究领域，逐渐地形成了“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今天倡导“区域主义”取向，是基于这样一种时代发展和历史事实：中国边疆社会发展是沿着改革开放时代之轴全面铺开的，改革开放在带动边疆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边疆问题（包括过去未显现或遮蔽的问题），边疆区域内不同的具体问题（包括族际问题）解决构成了边疆社会发展的重点，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既是边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所致，也是边疆地方治理的比较优势和国家治理深层次结合的产物。边疆作为一种变动性的存在实践，“总是在适应国家治理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调整和再构建”，相应地边疆治理取向和策略也需要调整。“区域主义”与“族际主义”取向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与标准，价值导向上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选择或根据当时社会发展采取的适配性政策性而已。因此需要辩证地动态化地理解“区域主义”取向的价值及其进一步拓展的内容。
二是从共时态看，“区域主义”取向无疑体现了中国边疆治理的当代特征，其中治理理念中又蕴含着一般性、规律性的内容，既是立足于中国边疆理论的反思与总结，也蕴含世界性的边疆治理的一般意义考量。从国外边疆治理演变过程看，从未有一个国家以一个单一的指标和领域进行边疆治理。因此，学界需要打破国内视角束缚，面向国内与国外双重视角进行考察，多角度审视与拓展“区域主义”取向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视野，就不利于“区域主义”取向与西方边疆治理的对话互动和思想交流以及促进自身的成长。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治理与区域合作的不少理念与举措，虽然具体做法的场域与情景是不同国家的，表述与话语是不同国家思维的，但核心理念是全球化时代边疆治理思想在不同边疆区域发展境遇的投射，如加纳海关边疆区域在海关产业的私人力量和国际力量影响下被不同主体所分享从而形成了一种边疆治理外包化(out-source)模式，次国家主体和非国家主体等介入边疆治理增加了对边疆区域治理的新理解。再比如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申根协定》实施，涌现出具有渗透性特征“电子边疆”（Iborder），欧洲最能凸显边疆的地方，并不是在申根区域的地理边疆位置上，而是在边疆警察的电脑上，边疆空间治理随着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而不断数字化。整体上，西方的边疆治理呈现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分析阶段，强化治理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显著特性。因此这些国外具有“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变化的新理念、新要素、新方式，在突出边疆治理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与发展“区域主义”取向提供了启示。因此“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理论拓展需要走向更广阔视野中去分析与概括，既包括不同边疆治理理论学派的知识提取与互鉴，也包括不同国家边疆治理的实践经验总结与抽象。
三是“区域主义”取向是一种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是一种复合型的边疆治理理念。“区域主义”取向依据历史经验和当代边疆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充分考虑到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地缘政治等对发展的制约性影响，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以实现边疆地区治理的可持续性。今天边疆问题内容很多，表现形式也较为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有发展问题、稳定问题和安全问题，而每一类问题又包含很多细化的问题。从“族际主义”取向强调族际关系发展，转向了“区域主义”取向强调边疆治理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发展，这是边疆作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区域对发展道路和理念的合理定位。我们面临着边疆地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任务，所以促进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边疆地区的重要任务，但当今时代，无论环境、资源状况还是边疆社会本身的要求，都有着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选择。因此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需要总体性视角来理解，有着多重内涵与指代，在工具理性层面主要是指边疆不同问题所影响的区域范围以及所采取的治理措施、方式与模式的总称，在价值层面主要是指现实边疆治理现代化“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平安边疆和美丽边疆”的价值追求。因此对其理解需要摆脱传统边疆治理的“路径依赖”的惯性认识和习惯思维，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和分析，否则对其理解与把握就会一叶障目，难窥全貌。所以“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的拓展并非是单一因素、单一领域、单一层面、单一主体方面的研究，因为一个领域、一个因素、一个层面或者一个主体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治理绩效。因此“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理论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实现不同系统不同要素的耦合、平衡与统一。
四是在学科范式形成上，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还是一个正在被不断构建的理念，新范式的确立远未成型。“区域主义”取向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元政策”，从概念内涵上看，形成了对边疆治理内涵歧义的“最低共识”，突出了社会科学概念创新“最小—最大定义”原则，符合学科体系的成熟型概念。从理论范式的核心支点看（问题域所指），“区域主义”取向是对原来“族际主义”取向单一治理向度的替代和纠偏，从而确立了边疆社会全面治理的核心诉求，能够有效描述、解释和预测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与原有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回应了原有范式“硬核”与“保护带”遭遇的反常与危机，逐步确立了边疆治理理念新的认识框架。但理论范式是围绕核心支点的知识生产总和，“区域主义”取向深层次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比如治理主体确定、治理的国内外视角等等，形成新的科学革命时期，还需要与其他理论进行竞争与成长，只有沿着空间治理的逻辑继续探索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区域主义”取向才能得到范式成熟并在实践中开花结果。因此，“区域主义”取向作为一种正在探索中的边疆治理标示性概念以及所形成的学科建设内容，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也需要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与成熟，进而实现理论发展体系的科学性与内在逻辑的自洽性。
三、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范式生成的内容指向
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学理启发和实践激情，回应了当今边疆发展的需求，为推动当今边疆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坐标与参考。在建设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在理论知识积累层面上需要从以下方面着眼与增进。
一是“区域主义”取向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的边疆治理理念，理论视角转变构成了知识的生长点。二十世纪中叶已降，全球化浪潮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发展目标与治理方式，全球格局、地缘政治以及人类政治组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民族国家边疆范围、形态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所形成的边疆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而扩大到更远位置、更大范围和更深领域，从“地方性”走向了“世界性”，逐步“洞察边疆和更广阔的空间之间政治想象的关系”。。但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研究的空间思维严重阙如，“传统的边疆治理延续时间决定论的取向，突出时间(历史) 维度边疆治理话语叙事和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作用，遮蔽甚至扼杀了边疆治理的空间想象，即时间(历史) 消解了空间，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这种内敛式的边疆治理架构把边疆区域假设为了均质化的空间，而忽略了边疆区域性、地缘性与文化性特征。“区域主义”取向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整体地看待边疆社会环境变化，以建设性态度重新认识边疆治理理念，最大限度地为边疆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不能仅仅为之定位在国内性视角，仅指向边疆所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所指的时空，否则仍能摆脱“边疆/中心”二元思维的制约，需要从世界之维来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取向要体现出时代性内容，即国内国外两个大循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所延伸的更远的地方，离开了中国在国家治理发展和全球化时代所处的位置以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来谈边疆社会发展就很难抓住其本质。因此新时代“区域主义”取向的理论探索不仅要从“古”与“今”的视角进行，也需要从“中”与“外”的视野进行进而实现理论演变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而后者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聚焦点，进而 “从世界看边疆”走向了“从边疆看世界”的知识生成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视野，扩大“区域主义”取向认知范围和其范式生成的空间。
二是“区域主义”取向是一种从国家梯度发展向关注区域性发展转变的社会治理理念，边疆区域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观察成为主要议题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按照东部地区先发展的“倾斜式”思路，造成了边疆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历史渊薮和路径因袭。而区域性治理是针对这一客观问题的理念反映，治理主体需要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问题来审视，或者说只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特定场景中解读，才能理清该地区的发展逻辑。作为该思维的体现，“区域主义”取向体现了公共治理立足边疆，反映边疆地方需求、贴近基层、联系实际、回应问题的治理特征，其基本逻辑为，边疆治理的理念与方式需要与所指向的区域区情、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制度变革、政策变迁等内在的因素相一致，并为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社会心理、群体认知所接受。一方面理论的探索需要实践的支撑，这就需要总结实践经验，总结这些大量边疆治理实践，抽象出“区域主义”取向的一般规律和演变逻辑，为其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当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价值需要与现有的公共治理模式、群体认知、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心理保持适度的平衡与紧张，不断探索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边疆治理，搭建边疆与中心互动机制，最终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式边疆观，将边疆地区提升到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进而实现“超越边疆”，实现边疆与中心一体化。
三是“区域主义”取向是一种以人的全面需求和发展为内容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人”发展与“地”发展统一的知识构建。边疆治理“族际主义”取向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区域主义”取向则是强调了“地”与“人”相结合的特征。边疆治理在明示边疆社会自身发展追求与实践的同时，边疆社会正在由社会发展的边缘者转向建设者、改革者，以主体性的姿态和积极性的态度促进自身发展。当今社会，从抽象人民、阶级群体到具体个人，从整体国家、特定民族到个体的人，其核心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与价值的回归。在边疆地区中，转变是指从片面、僵化的理念转向全面、针对性的边疆发展理念；而回归是指回到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上，即人的全面发展是边疆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最终归旨，既包括边疆治理主体的人民性建构和边疆治理政策的人民性表达，也包括边疆治理价值的人民性彰显，因此“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人民底色的价值理念使“区域主义”取向更加人性化、更加科学化，满足了边疆民众发展诉求进而促进边疆社会发展，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普遍性价值，比如近些年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边疆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区域主义”取向的理论发展与探讨要实现边疆之“地”的发展与边疆之“人”的发展的统一。
四是“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是一种聚焦社会功能、挖掘社会潜力及发挥社会作用的治理理念，在适合不同区域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式等知识范畴与内容上展开理论创新。“族际主义”取向中，政府是唯一主体，作为解决特定边疆空间所有问题的“区域主义”取向，就是意识到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空间存在、发展以及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性作用，意识到社会治理对于化解矛盾、凝聚力量、促进公民成长的重要意义。这显示了一种新取向，即从政府主导的一元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边疆治理转型，虽说这种转型还在探索之中，但已成为“区域主义”取向治理价值依托和治理模式的主体特征。从单纯的政府治理视野扩展到多中心治理视野，充分重视、整合和发挥社会力量，这种转变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性转变，它不仅更真实地反映着边疆治理发展的自我跟进与变革，也反映了国家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因此如何探索多主体的治理方式以及所对应的合作性治理，构成了“区域主义”取向的另一个理论生长点。随着对外开放和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边疆的地位与功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一方面，边疆社会的变化使得边疆区域性问题在政策议题中呈现“结构不良”特征，越来越难以认识和解决。另一方面边疆区域性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地缘性特征，与周边地区互嵌甚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延伸到更远的地方，“边疆问题似乎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导致边疆问题发生的因素则越来越超出中国本身的控制”，问题面向与指向的范围扩大意味着需要更为整体地思考边疆问题，这构成了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一体两面。具体而言在实践层面的拓展与认识包括边疆治理模式与治理方式如何体现边疆治理“区域主义”价值取向、面对边疆不同区域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如何通过“区域主义”取向提升治理绩效等深层次问题和治理措施，这就需要从治理主体、问题与绩效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与完善，在不断总结这些问题经验的基础上上升到抽象理论层面，完成“区域主义”取向的实践阐释与证成。
一是“区域主义”取向的落地生根需要明确“区域”内涵与治理主体。现有研究中“区域主义”取向中的“区域”是指“把陆地边疆界定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很显然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来分类，但现实中边疆治理的问题远远超越行政区域所指的“区域”，这就需要明确“区域”指代范围。从本质上讲，应该按照边疆问题的性质以及所影响的范围进行界定“区域”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思维认知（毕竟在我国内部，一个地方的行政区域划分范围是相对稳定的），属于哪类边疆问题，就根据哪类问题所辐射的区域进行认识，既可以是行政区划分的划的范围，也可以超越行政划分的跨界范围，这个跨界也包括是跨国范围，即边疆问题的性质以及影响的地理范围决定了“区域”所指范围，比如非传统安全的“三非”问题就是跨国范围的边疆问题，而不仅仅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所指的范围。同时“区域”边界的确定就意味着明确了边疆治理的主体，也克服了边疆治理主体模糊的问题，即“区域”所指向范围不同，边疆治理主体也就不同，边疆治理的主体可以是省为主体，也可以是边境县为主体。边疆治理主体的明确有助于推动“区域主义”取向落地，也有助于区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体现边疆治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二是“区域主义”取向的实践是建立在对边疆地区发展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新时期的边疆从联系交往的“容器”不断转变为流动网络上的“支点”，其空间观既是以“地缘为框”的，又是以“开放为架”的。边疆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区域主义”取向，当代边疆治理需要认清边疆区域内外环境，进而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同时强调边疆治理“要因地制宜，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和边疆实际情况出发，绝不能搞一刀切”。如何认识边疆治理的内外部的变化，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三个方面，（1）正确认识边疆治理空间的“变”与“不变”。外部空间发生了变化，边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边疆治理的理念与方式也需要与之相适应。但不管边疆空间、类型与观念如何变化，立足边疆地区为出发点思考边疆问题，这一点要保持不变，这是做好边疆治理的前提。（2）理清边疆治理环境的“利”与“不利”。边疆治理地理空间扩大，需要全面衡量外部环境对不同区域边疆治理的影响，其“利”表现在边疆空间扩大，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为边疆治理输入了新的政策能量、制度能量、外部能量，古老的边疆地区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些外部开放带来多层次红利为边疆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其“不利”在于随着边疆场域的变化，一些敏感性的边疆问题会因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耦合而放大甚至扭曲，会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而更加难以认知。因此不同区域的边疆问题多样复杂，要根据不同区域所处的位置、功能以及所受影响的程度进行认知。（3）界定边疆治理性质的“特”与“不特”。受边疆区域的不同特征及与外部因素影响，边疆问题的特殊性更加凸显，边疆治理的特殊性也就更加鲜明。但边疆区域治理问题特殊仅仅是指治理方式、内容与路径的特殊，其目标与价值都必须在国家治理目标之中实现，也就是说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取向是治理中“国家感”与“地方性”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分离或隔离。只要理清了这些影响因素，不同区域的边疆问题才能有效解决，“区域主义”取向的理念才能切实落地。
三是“区域主义”取向的实践取决于对边疆问题的精准识别、认知与判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纵深推动和边疆地区现代化的日益发展，边疆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空间。随着边疆治理场域扩大，边疆治理既要处理好边疆地区与国内关系，还要处理好边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重点解决边疆区域内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民族宗教问题、跨境社会问题、边疆区域合作、地缘政治影响、周边国家边疆治理、边境管理等问题呈现“乌卡时代（VUCA）”时代的特征，表现为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特征：边疆问题的复杂性、面临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当前逆全球化面前更加难以预测；边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断裂严重性、各种利益博弈之间的错综复杂性对边疆地区的冲击难以估计；边疆区域在国家外向性发展建设背景下与外面联系与合作治理的复杂性空前加大并难以确定。这些风险会在与周边国家、区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变得更加复杂，无疑增加了边疆问题的认知与判定。边疆治理一方面需要与在特定时空下对边疆问题的性质、模式以及走向之间的关系加以全部考量，从边疆地区具体有限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现实性思考边疆问题；另一方面越来越需要直面边疆地区真实情况，对边疆治理对象进行“问题化”、“在地化”的反思，密切关注和回应现实，总结出边疆问题的一般性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而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四是“区域主义”取向实现的关键在于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探索。纵观现在的边疆治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日益式微，边疆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新的治理模式，这些亟待需要不断总结与理论回应；另一方面随着边疆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民众的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如何满足这些诉求，需要进一步针对性探索，这对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很高要求。在理念层面，随着边疆场域的扩大，边疆治理观念呈现出“开放性”，边疆治理内容日益表现出“复合性”，边疆治理主体日益不断“多元性”、边疆治理方式日益彰显出“合作性”，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对边疆地方政府而言也需要不断调适。如此，“区域主义”取向实践层面的实现可认为是治理人员想象力、对边疆社会需求研判、对地方资源的整合利用、对供给方式的在地选择来创造供给价值的过程，其中区域发展要素资源禀赋差异性、边疆社会历史与现实、社区文化与社群开放程度和不同主体之间合作能力构成了关键的外部选择要素。通过这一分析框架，“区域主义”取向的实践导向可以理解为，边疆治理者根据镶嵌在边疆特定社会结构中建构的治理过程，来分析治理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影响，将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成功与否的重点聚焦为治理能力建设及推进实践的创新动力，而能力建设，更多地将眼光投向边疆内外部环境影响的认知和地方民众的有效参与。
四、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范式生成的研究面向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作为近些年少有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科创新内容，极大地推动了边疆治理研究的创新发展，但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的重要概念，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走向“科学革命”还有漫长道路。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形成，不能停留于经验性“问题清单”的累积，而应以边疆学的学科建设为牵引，进一步完成概念谱系、范畴体系与解释框架的系统化建构，在理论上处理好国家能力、区域性差异与地方性社会过程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从而使其真正成为可检验、可对话、可递进的理论增长点。在研究内容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历史导向。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研究，特别强调边疆形成的历史性因素，这其中也有边疆治理“区域主义”的历史性探索以及所积累的有效经验。比如民国期间当局的边政政策所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契合了当时边疆危机的时代主题，其内在运行的逻辑和价值蕴含凸显了“区域主义”取向。再比如有清一代，经过数年的发展，依靠强大国家实力形成并不断增长的王朝中央的统治能力便催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边疆治理思维，即通过王朝中央直接统治的思维体现了“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内涵，从而使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出现了新气象，特别是加强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和通过“改土归流”削弱少数民族政权对边疆的统治以此加强王朝中央对边疆的直接统治。这就需要拓展边疆治理研究的历史面向，有意识地整理与记录原有研究忽视、遗漏的知识细部，建设边疆治理历史研究的档案库，在还原中国边疆治理历史图景的同时，总结有效的政策内容与实践经验，探索和掌握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历时演变过程和规律。
二是强化现实研究。我国每一个边疆区域都有不同的边疆情形和需要与之相对的边疆治理措施，边疆治理研究可选取有代表性边疆区域进行系统深入调查，总结“区域主义”取向在边疆地区实现程度和存在问题，进而从更多生动的实践案例中抽象出“区域主义”取向实现一般规律和特征。这就要求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加大实证研究和深度的田野调查，追溯边疆治理历史发展脉络，面向社会摸清边疆现实情况，充分挖掘和分析边疆地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加工”，只有这样才能够揭示和把握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本质，并以不同种属概念抽象出来，形成边疆公共事务明确的规定性，并通过一系列理论演绎、判断和推理，形成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内涵丰富的“概念集合体”，进而形成当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理论体系。当代边疆治理实质是对当下边疆地区实际公共问题研究，随着边疆治理的实践越来越深入到边疆生活的细微处，边疆治理研究越来越需要直面边疆地区真实问题，立足边疆实际，密切关注和回应现实，回答学科发展问题，使理论之足扎根边疆地区，不断总结边疆治理实践的新经验与新模式，积累理论发展的新元素与新知识，为 “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范式生成提供新动力。
三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促进当代边疆治理科学发展。虽然当代边疆研究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学科建设和推进上都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方向，如“各自对于边疆的看法以及所形成的边疆观念并不相同，各种看法和观念之间的差异很大，众多研究者在边疆是什么的问题上缺乏基本的共识”。当代边疆治理必须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阶段、社会背景和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建设，用边疆地区公共治理实践抽象所产生的知识来完善边疆学科的发展，这就需要当代边疆治理必须密切关注和探寻边疆地区问题的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边疆地区公共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分化日益多样，公共问题日益复杂，社会力量得到巨大释放，因此当代边疆治理研究必须指向生活化的边疆地区的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符合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知识议题，为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现实研究的推进要避免过度的碎片化与经验化倾向，应以边疆学的理论关切作为主轴，把田野调查、政策评估、制度分析以及空间过程解释结合起来，建设可持续更新的边疆案例库与指标体系。通过跨区域比较来识别“差别化治理”的边界条件与机制差异，从而把“在地经验”上升为可推广的中观理论命题，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可证伪性与累积性，不断完善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的一般知识原理、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在方法上，构建边疆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在规范化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升计量分析、大数据等定量实证研究，探索中观理论、“过程-事件分析”、民族志叙事等微观分析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方法论体系，促进“区域主义”取向多元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