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俊清，熟女视频
知行讲席教授、熟女视频
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付新跃，熟女视频
博士研究生。
摘要：立足百年变局与边疆安全新态势，解析党在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实践。基于“价值—组织—制度—文化”四维框架，梳理1949年以来西南边疆治理从“政治奠基”到“系统治理”的范式演进，提炼“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制度赋权、文化铸魂”四维模式。党以民族工作领导权筑反渗透防线，借组织网络破“政策孤岛”，靠制度赋权缩发展差异，以文化符号筑共有精神家园。然西南边疆面临党组织嵌入不足、治理效能弱化、资源分配不均致认同张力、国家与地方知识适配难、跨境民族流动与数字化渗透削弱认同等困境。据此，提出以政治引领巩固意识形态、组织重构培育互嵌治理共同体、思想凝聚熔铸文化纽带、制度创新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边疆；边疆治理
西南边疆以其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地缘政治的敏感性、文化生态的复杂性，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场域。其治理效能，不仅牵系区域发展，更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基石、民族团结的纽带与边疆稳定的根基，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与边疆治理，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命题被历史性地提升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标志着党的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跃迁与系统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化创新，其深层逻辑植根于党对边疆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的全面洞察。首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一切民族工作的生命线，是国家统一坚如磐石、民族团结牢不可破、边疆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与精神纽带。尤其在文化异彩纷呈、地缘环境错综复杂的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意义远非寻常。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凭借这一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等具体差异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党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有效弥合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沟壑，引导边疆各族群众增进对国家发展道路、制度、理论及文化的深刻理解、坚定信任与行动自觉，从而在心灵深处构筑起对“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次命运共同体的真挚认同与情感归属。最后，面对全球化浪潮裹挟的多元价值冲击、信息化时代催生的复杂舆论生态，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民族、宗教之名进行的分裂渗透与意识形态侵蚀，边疆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此情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其深层次浸润、系统性建构、强韧化抵御的特质，成为党主动适应边疆治理新变局、牢牢掌握民族工作主导权、有效抵御错误民族思潮蛊惑、巩固国家意识形态边疆的战略抉择与现实路径。它不仅是应对挑战的“盾牌”，更是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旗帜”。
一、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阶段
（一）主权重塑与社会整合：奠基期政治建构（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南边疆因“多民族聚居、跨境属性突出、传统社会形态遗存深厚”的特质，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国家建构与边疆治理融合”的关键场域，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恰是现代国家建构逻辑在边疆的具体落地。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诉求，一是“确立清晰主权与领土边界”；二是“构建统一政治共同体”。而西南边疆的治理，既要通过主权建构划定国家空间，又要通过制度与发展整合多民族认同，正是要解决这两大诉求的“边疆适配性”问题。基于此，该时期党的西南边疆治理实践，形成了“主权建构—制度整合—发展驱动”的递进式复合逻辑。
1949-1952年政权巩固阶段，以主权建构锚定国家空间。该时期西南边疆治理的首要任务是终结如西藏尚未解放、部分边疆地区匪特横行等“主权模糊、社会动荡”的状态，为后续治理奠定前提。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商谈、军事进驻等方式实现国土解放、清剿匪特稳定社会秩序、组建边防力量筑牢物理边界，同时以“民族工作”为纽带，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另一方面推进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政治—军事保障+民族政策配套”的社会整合方式，不仅让现代国家主权在边疆完成“空间具象化”，更让边疆各少数民族初步建立“领土属于国家、自身是国族一员”的意识，为共同体认同埋下根基。
1953-1956年过渡阶段，以制度整合衔接传统与现代。主权确立后，治理重心转向“将边疆纳入国家统一制度体系”，但西南边疆的“地方性差异”决定了不能照搬内地激进的改革模式。党因此采取“渐进式社会改造”策略，在云南、广西，经济领域通过阶梯式过渡，既保留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又逐步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在西藏，则通过“上层统战+减轻底层剥削”平衡各方利益。这种弹性化制度变迁，恰契合斯科特米提斯（metis）“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核心，即尊重边疆社会的本土逻辑，有效降低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冲突成本，让“国家制度”与“民族习惯”形成初步兼容。
1957-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发展驱动强化共同体纽带。制度整合为“边疆融入国家发展体系”提供了基础，此时治理逻辑转向“通过共同发展巩固认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如人民公社、单位制、户籍管理制度等“管控式治理”的方式将边疆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网络，另一方面以如成昆铁路建设联通西南与内地等“空间治理”手段打破边疆封闭性，将边疆经济纳入国民经济统筹规划。其核心是通过“公平分配资源、推动共同发展”，让各民族从“制度认同”走向“利益认同”。尽管后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边疆发展出现例如资源投入不均衡、生产效率低下等“物质贫困”状况，但前期建立的“主权框架、制度基础、民族团结共识”仍巩固了各民族对“社会主义道路与国家制度”的核心认同，形成“物质滞后但精神团结”的特殊状态。
西南边疆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既因“主权—制度—发展”的递进逻辑积累了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也因“现代化速度与边疆适应能力的落差”产生如城乡、民族间发展差距的“结构分化”、治理机制与民生需求脱节的“功能失调”等问题。这些曲折探索，为后续边疆治理的制度调适提供了关键历史经验。
（二）制度赋权与认同重构：改革开放时期治理转型（1978-201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西南边疆治理策略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侧重“行政管控”的单一模式，转向以“制度供给”为核心的赋权式治理，且始终以“巩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为根本目标，凭借制度性赋权驱动的国家认同再建构。通过“中央授权—地方行权—社会用权”的梯度放权机制，党以制度供给重构边疆与国家的逻辑关系。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1），中央通过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边疆从“输血依赖”转向“造血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以法律形式将经济赋权与行政自治相契合，使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性建构”转变为“操作性工具”。此阶段通过行政权力让渡消解“中心一边缘”张力，将抽象国家权威转化为可感知的发展红利，如从1985年起西藏自治区对义务教育阶段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穿、包住“三包”政策，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根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0），更加凸显政党组织化嵌人对区域差距的调节作用。例如，针对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扩大，党中央通过“对口援藏”“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多个国家战略，构建“政治引领—行政执行—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行政层面形成“分片负责、定期轮换”援藏机制；市场和社会层面通过央企援建、边贸合作社等组织载体，将党的网络转化为资源输送渠道。该治理实践彰显了政党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治理优势，即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减少社会隔阂与地理阻隔，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进入新世纪初叶（2001-2012），西南边疆逐渐形成制度引领—文化浸润的互构范式。在制度维度，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边疆资源开发优先权，同时逐步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系数。在文化维度，各级党组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国民文化教育，以文化互嵌将“中华民族”从政治概念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使共同体意识从思想观念延伸为制度认同。
（三）系统治理与共同体深化：新时代范式创新（2012年至今）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的影响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渗透、跨境民族流动性增强、国土安全风险升级及境外分裂势力渗透加剧成为西南边疆治理的严峻挑战。边疆治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探索出了“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制度赋权—文化铸魂”四位一体的边疆治理范式，通过结构性制度创新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念建构到实践深化的历史性突破。在政治维度，通过确立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重要地位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价值共识层面形塑抵御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组织层面则依托“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架构，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与资源下沉，通过党员干部常态化嵌人式实践，例如云南瑞丽“网格化+双积分”机制实现基层组织对社会肌理的全域辐射，使国家政策精准传导至基层单元，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边疆社会动员与政策执行的治理优势。制度创新聚焦内生发展动能挖掘，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实践，在法治化轨道上赋予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差异化政策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倾斜性民生保障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与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文化治理则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基础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精神纽带强化“中华民族”符号的感召力，最终在精神层面构筑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治理范式通过政治统合、组织动员、制度激励与文化融合的协同推进，不仅有效应对了西南边疆的复杂的安全治理格局，更在学理层面贡献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在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建构解构传统民族问题，通过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边疆从“国土边缘”向“国家前沿”的空间转化。
二、边疆治理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式
（一）政治引领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边疆治理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鲜明提出“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立足物质与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党中央深刻把握民族地区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内在联系，在边疆治理中始终坚持“发展”与“认同”双轮驱动：一方面紧抓高质量发展不松劲，为边疆稳定筑牢坚实物质根基；另一方面始终赋予所有改革发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让发展成果成为凝聚人心、巩固认同的紧密纽带。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力为确保治理方向不偏、治理效能落地、治理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与“核心引擎”，通过强化政治建设、明确目标导向、提升干部能力等实践，全面夯实了边疆治理的根基。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锚定边疆治理正确方向。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边疆民族地区在治理实践中，始终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导向性，将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通过系统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朝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扎实推进，为边疆治理筑牢政治根基。
坚持明确治理总目标，统筹发展与认同协同推进。党中央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将边疆治理的核心目标精准锁定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在实践中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通过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沿边开放”等国家战略，有效推动边疆经济实现从“输血依赖”向“造血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巩固国家认同作为不可动摇的底线要求，坚决防止单纯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民族团结根基的倾向，确保发展始终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同频共振。在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方面，各地结合边疆实际开展了丰富实践。例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姐告边境地区积极推行“国旗工程”、深入开展“国门教育”，将升国旗仪式精心打造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重要载体，通过标准化的仪式流程，让爱国情怀融入日常，有效强化了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使“国家”的概念在边疆群众心中更加具体、更加深刻。
坚持校准治理价值导向，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底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全面贯穿边疆治理全过程。在西南边疆地区，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优化，还是产业扶持项目均建立了严格的价值检验标准，即“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符合各族群众根本利益”，通过这一标准确保治理实践不偏离“凝聚人心、巩固边疆”的核心价值，让每一项政策、每一个项目都成为服务群众、凝聚共识的载体。
坚持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有效应对边疆安全风险挑战。面对边疆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各地始终将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作为关键抓手，通过系统的政治引领和实践锻炼，推动党员干部在边疆治理中展现出过硬本领。实践中，党员干部通过强化政治历练，显著提升了政治判断力，能够精准识别地缘政治、跨境犯罪、文化渗透等各类潜在风险；不断深化对党中央边疆工作战略部署的理解，以深刻的政治领悟力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意图，确保治理行动始终与党中央要求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以扎实的政治执行力，推动强边固防、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各项治理措施落地见效，在应对国土安全与跨境治理的风险挑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边疆稳定筑牢了坚实的干部队伍防线。
（二）组织赋能模式
“组织赋能型”治理模式在于通过利用党的组织体系这一结构性支撑，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高效的治理优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组织基础。其核心在于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组织网络体系，实现组织覆盖的广度与治理触达的深度。这不仅意味着治理重心与国家资源的有效下沉，更要求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基层治理末梢，在群众“家门口”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等实践活动，彻底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例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田蓬镇将党建、综治、警务网格“多网合一”，划分375个网格、1403个微网格，由412名党员担任网格长，540名乡贤辅助。通过“党员走网格”模式，实现矛盾纠纷调解、民生服务等“网格内快速响应”，打通边疆治理“最后一公里”。这种嵌入式的组织形态与治理方式，确保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关怀温暖能够精准到达边疆社会肌理的每一个角落，惠及千家万户，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可感知的物理形象和组织载体。换言之，组织赋能的实质是科层制结构的优化与治理机制创新，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国家意志在边疆的传导效能，减少了政策资源在层级传递中的损耗，直接赋能治理末梢。同时，以“党建+”模式整合市场要素，激活边疆内生动力，重构经济纽带，为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云南瑞丽市在20个边境行政村党组织牵头注册种植、养殖合作社131家，与3649户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覆盖率100%。2023年边民互市贸易额9.8亿元，边民分红收益612万元。此外，组织赋能还通过经济赋权与政治责任的统一，激发边民的主体自觉，使其从政策受惠者转变为共建共享的治理者，在个体层面通过获得感强化国家认同，在集体层面通过风险共担深化命运共同体感知。因此，组织赋能超越了简单的资源分配，而是政治认同与经济理性的互构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组织基础与物质支撑。
（三）制度赋权模式
制度赋权型党建引领模式的内涵是以党组织为物理载体，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将国家治理权力、资源调配能力及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深度嵌入西南边疆的基层社会结构，构建跨族际的政治整合机制与文化认同纽带，促进国家意志与边疆各民族社会的制度化联结。其特征表现为党建对西南边疆空间一利益一文化的制度整合。在空间整合方面，构建“纵横、全覆盖”的党组织网络，破解边疆“政策孤岛”，形成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地域共同体。例如，云南临沧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组织体系，在202个抵边村（居）民小组、126个边境联防所全覆盖成立党支部，党员10人以上或群众200人以上的村民小组全部有党员活动室，将边疆的前沿塑造为边境干部群众统一思想的场所、固边兴边的阵地。在利益整合方面，通过政策倾斜与资源整合推动基础设施联通与公共服务均质化，消弭族际发展差距，形成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云南积极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抵边村寨倾斜，持续提升沿边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截至2023年底，云南省在334个具备建设条件的沿边行政村（社区）皆建有幼儿园，适龄儿童入园率和远程教育覆盖率均达到100%，沿边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的制度整合方面，则以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国防文化、历史文化等塑造边疆各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的精神共同体。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如崇左市在边境一线建成9个“五个共同”边境文化长廊宣教点。通过冯子材率部抗法取得镇南关大捷、班夫人献粮报国以及各族人民在贸易、婚嫁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生动画面的传播，结合“三月三”民族团结大联欢活动，形成边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共同体。
（四）文化铸魂模式
文化铸魂型党建引领模式是以党组织为文化符号生产与意义赋权的组织载体，通过激活多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共同体要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该引领模式使共同体意识如润物细无声般浸入西南边疆的文化肌理。这种治理艺术是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的创造性融合。根据文化结构四层次理论，共同体的文化是由物态、行为、心态和制度四个层面的符号体系构成。物态符号是西南边疆治理中最“可见”的文化载体，通过界碑、国旗、红色遗址、民族文化地标等实体空间，将“边疆与国家的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传承”转化为可触摸的记忆。行为符号层是最“可参与”的文化实践，通过国门升国旗、民族团结百家宴、流动党支部巡边等仪式化活动，将“多民族共生”“守边即爱国”转化为可体验的情感共鸣。心态符号层是西南边疆治理中最“可感知”的文化内核，通过双语民歌宣讲、非遗融入国家元素、边民故事传播等本土重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化为可理解的日常认知。制度符号层是西南边疆治理中最“可依托”的文化保障，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认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等法定形式，将“边疆传统实践”转化为可信赖的国家认可。文化铸魂模式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刚性治理范式，通过符号系统的柔性编码使隐性的族群意识内化为显性的国族意识。当界碑成为描红仪式的神圣客体；纪念性建筑成为托举情感记忆的基石，如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馆、西藏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公园；民族史诗转化为团结主题剧作，如西藏改编传统藏戏《文成公主》强化唐蕃联姻记忆、云南创作歌曲《阿佤人民再唱新歌》等；传统节庆获得法定身份，如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习惯节日放假办法》，边疆的具体物象便从地理标识升华为国家文化符号。不同于其他引领模式，文化铸魂的治理模式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强化价值统一性，并致力于达成三重目标：短期目标以符号祛魅消解分裂叙事，例如扎什伦布寺的《皇图巩固》青石碑；中期目标是重塑“中华性”与“民族性”的互嵌表达，例如，苗绣纹样中融入高铁卫星图样、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和织锦中对凤鸟纹样的大量使用等，充分体现了“美美与共”的民族精神；长期目标则是实现共同体意识的身体化记忆，例如使边境民众在跨境节庆、国门升旗等现实场景中具身化国家认同。总之，文化铸魂工程既尊重中华文化根脉的延续性，更突出国家认同的优先性；既包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更彰显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最终在思想认同、价值依归与情感纽带三个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党建引领西南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功能
党建引领西南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功能，其理论源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制度依据则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确立的“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赋予党组织的统战职责，以及如党建+服务、党建+民族团结等基层党建的常态化组织活动，遵循认知解构一情感培育一价值内化的治理路径，系统解构狭隘族群意识、重构集体情感符号、内化守土尽责价值，推动边疆各民族认同从“民族”向“国族”转变。
（一）认知提升机制
中国共产党铸牢边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机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深入的意识形态传导与主体性建构相结合，推动边民认知结构的提升。例如，通过教育宣传、文化引导及政策工具等方式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宏大叙事内化为边民对“国家”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尊重边疆各民族文化传统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利等方式让边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在共享发展成果、共担复兴使命的坚实物质与情感基础之上，从而在认知层面完成从个体一族群意识到公民一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转变。认知机制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认知结构的动态加工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功能可分为认知解构功能、认知转化功能、认知维护功能。认知解构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国民教育树立边疆各民族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抵消境外势力利用“文化血缘”建构的“民族受难叙事”，解构部分边疆少数民族“跨境族缘”和“文化联系”的狭隘认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叙事和精神家园。认知转化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认知维护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边疆社会经济，将边疆民生需求的满足与国家发展目标深度嵌套，使边民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的现实意义，最终形成“感知国家一参与国家一融入国家”的认知闭环。
（二）情感培育机制
党建引领在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培育机制，其理论逻辑在于通过系统化、嵌入式的党建活动，深度作用于西南边疆各民族群众的情感结构与认知图式，从而构建稳固的情感基础。情感是集体认同的心理粘合剂，基层党组织主导的常态化活动，如教育宣讲、升旗仪式、节日庆典、帮扶慰问、入户调研、座谈交流、同吃同住等，本质上是日常体验式的情感互动场域。这些活动首先有助于回应各民族的情感需求，例如通过倾听、调研、座谈、帮扶、结对认亲、互动等，让边疆群众感受到自身境遇与诉求被理解、被接纳、被包容，有助于消解情感的社会隔阂。其次，党建活动还提供关键的情感安慰功能，通过针对性的帮扶、慰问行动传递组织的关怀，有效化解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境，缓解因地域发展差异、文化隔阂或生活压力产生的负面情绪，提供物质与心理上的安抚与慰藉，增强各民族的安全感、获得感。更重要的是，基层党建活动精心营造共享的情绪体验，如“红旗飘飘”工程下的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激发敬畏与神圣感；如赋予“团结之水”新意的泼水节改造后的传统庆典通过游行、合唱等集体欢腾引发共情、舒适、喜悦、愉快与兴奋等强烈积极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团体，都要认真地定期举行聚会的缘故，因为在聚会上，团体成员通过一道表明其共同的信仰，使他们的信仰重新被唤起了。正如纳日碧力戈认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人境人情’，要变通发展和创新推出新时代的共情精神和‘集体欢腾’，以‘中华民族之名’，配以象征符号体系和仪式活动，建设面向新时代民族团结、人类互助的道德生活”。这种同步的、高唤醒度的集体情感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深层动力。最终，这种持续、正向、具象化、体验式的情感互动，能在心理层面催化各族群众深层次情感认同。一方面，党员深入群众、排忧解难的行动能建立民族信任；国旗等国家符号在日常仪式中反复强化，让各族群众在生活中潜移默化深化“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党组织提供的物质支持与心理安全共同催生情感依赖，发展成果的共享与集体荣誉感又提升民族自信与自豪感。因此，西南边疆的党建活动超越了简单的政治宣导或文化展演，成为各族群众情感能量生成与意义编织的枢纽。中国共产党通过满足各族群众多层次情感需求、塑造共同情感记忆与积极体验，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个体生命经验中可感、可信、可依赖的情感实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情感基石。
（三）价值内化机制
党建引领在西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化机制超越了符号层面的建构，深入到社会治理与族群互动的实践领域。具体而言，党组织超越符号化宣导，以民生服务、经济协作、国土守护等日常实践为载体，构建“参与—体验—内化”的价值转化通道，使共同体意识从认知概念升华为日常可感知的物理存在与日常规范。在参与层面，云南怒江各级党员干部组建的“背包工作队”深入独龙江峡谷开展脱贫攻坚，与傈僳族、独龙族群众同住木楞房、共修“连心路”，在并肩劳作中，党员干部的“背包”不仅是工具载体，更成为“国家在场”的象征符号。当独龙族老人手捧新摘的草果与工作队员共享时，发展成果的共享便升华为情感共同体的共筑，“我者—他者”的心理区隔被彻底解构。在体验层面，当德宏少年指尖触碰温热的界碑，当普洱稻田里多民族手掌交替传递稻穗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从政治话语熔铸为生命体验。但更深层的价值内化还依托互嵌式制度设计实现。具体而言，互嵌式制度网络通过义务法定化（法律）、责任组织化（党内规章）、行动日常化（村党支部守则）三重架构，为共同体意识奠定不可撼动的制度基石。在法理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要求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这种义务法定化以国家强制力为共同体意识奠定法律基石。202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五章“民族工作”部分，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使法定义务转化为基层党组织的具体行动纲领。然而制度效能的生命力终需落脚于行动日常化。云南省边境一线，“五级书记抓边防”“五级段长制”守边境，村村是堡垒、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党员户挂党旗、普通群众挂国旗已成边民的习惯，“唱国歌、升国旗、走边关”等活动广泛开展，将国家、国门、国土、国民、国防意识熔铸心间。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制度经由毛细血管渗透为身体习惯，使共同体意识从制度规定内化为行动自觉。印证了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制度既规范行为，又通过行为再生产价值共识。
四、党建引领西南边疆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一）组织赋能不足与治理效能弱化
党建引领西南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约因素，根源于地理区隔与人口流失叠加引发的基层治理功能性衰减。尽管西南边疆地区已实现党组织网络全覆盖，然而，青壮年大规模外流直接导致了组织生活的“空心化”与组织功能的“悬浮化”。加之地理阻隔显著增加治理成本，致使治理效能被不断削弱。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些党组织只是单纯形式上遵循“三会一课”的基本制度，未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有效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实际能力；人力资本与经费的短缺，更使其面对诸如开拓特色产品销路等迫切需求时“有心无力”，不得不搁置部分党建活动。此情此景下，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弱化与民生政策的空转，若长期持续，必将侵蚀边境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根基。
虽然西南边疆各地区在地理形态、民族构成、主导产业等环境特征各异，却共同面临地理空间阻隔大、青壮年人口外流多、党组织网络“末梢疏松化”等结构性挑战，迫使有限的组织资源向“维持基本存在”倾斜。人力资本流失与空间治理成本剧增的双重挤压，最终将导致党组织对边疆各族群众需求响应的不足，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恐将在民众基于“生存理性”的日常体验中被消解，沦为缺乏实践支撑的“悬浮符号”。
（二）区域发展梯度差异与价值认同差异的消解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分配的空间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根基。基层党建易陷入“形式主义”治理窠臼，即有限的资源过度倾注于基础设施等“可见度高”的仪式性项目。边疆地区党建功能的悬浮与治理效能的衰减，会形成物理符号与实质利益间的巨大落差。其深层后果是：边民在“守边奉献”的价值承诺与“发展权缺损”的现实悖反中滋生的相对剥夺感，使抽象的国家认同因缺乏利益联结而悬浮，“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易被“血缘民族”的“原生认同”所取代。值得警醒的是，跨境族群的文化亲缘性与区域发展梯度差的交织作用，使得发展失衡问题极易被建构为“族群隔阂”的叙事，易为分裂势力的渗透提供温床。因此，确保边民从区域发展的“代价承受者”转变为正义秩序的“共建共享者”，方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地理区隔与发展鸿沟，真正筑牢于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情感根基之上。
（三）文化交流梗阻与意识形态风险
当党的政治话语体系难以有效融合地方性知识，未能平衡跨文化适应与整合的内在张力时，边疆少数民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与便易陷入“形式在场”与“实质疏离”的困境。这种文化交流的双向梗阻易使国家认同的建构因缺乏文化根基而悬浮。其深层风险在于，形式化参与无法转化为“情感认同”，铸牢工程便可能在无声中耗散其精神感召力。因此，破局关键在于构建政治话语与地方知识的共生机制，使国家叙事深度嵌入地方文化网络之中，方能塑造符合实际的共同体意识。
（四）跨境流动与多元媒体渗透风险交织
跨境民族流动与多元媒体渗透的叠加效应，正使西南边疆地区深陷现代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博弈的结构性冲突之中，印证了边疆作为“主权与认同张力场域”的理论洞见。尽管我国跨境民族聚居区的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但算法推送的极端内容日均触达率居高不下。更严峻的是，经济依赖加剧了风险传导，西南边疆边贸从业者的生计深度绑定东南亚市场，凸显三重共性风险：其一，媒体渗透多样化。境外势力精准利用边民母语文化偏好构建传播优势。其二，议题操纵民族化。将经济纠纷或宗教差别扭曲为“民族受难叙事”。其三，党建宣导滞后性。传统引领模式难以穿透算法赋权的信息茧房。其深层逻辑在于：当境外话语以“文化血缘”为纽带嵌入边民数字化生活时，共同体教育便陷入“官方话语悬浮”与“民间情感共振”的对抗格局。因此，若党建引领仅依赖传统治理而缺乏数字治理能力，且未能同步改善边民生计与社会福祉，将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长城”。
五、党建引领西南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路径
（一）以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根基
为有效应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政治认同弱化挑战，核心在于强化党的政治领导，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亟须构建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为轴心、整合“主权—安全—发展”三维向度的国家认同强化体系。具体而言，须在边疆地区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尤其在跨境民族聚居区强化对民族分裂、极端与暴力恐怖活动的监测预警，将《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纳入双语普法教育体系，依法取缔境外渗透据点，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同时，持续深化国家主权象征的日常实践，在边境全域推进界碑可视化工程与“国旗飘边疆”行动，通过物理标识的强化宣示，形塑清晰的主权认知。更为关键的是，需创新沿边开放格局的政治整合效能，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与国家共同体意识培育相融合，例如在广西凭祥、云南瑞丽等关键口岸设立“国门党校”作为政治社会化实践载体，将跨境产业链延伸转化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场域，促使边民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中深化对国家力量的认可。最终，通过“法律安边”“经济融边”“教育润边”等协同联动，构建起立体化、内生性的边疆治理体系，确保党的政治建设切实转化为守土固边的内生动力与政治认同。
（二）以党的组织建设为抓手构建互嵌共生的治理共同体
破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碎片化与基层组织弱化的结构性困境，关键在于以党的组织建设为轴心，构建互嵌共生的边疆治理共同体。这要求系统性重构基层党组织网络，打造“纵向整合—横向协同—功能互嵌”的立体化赋能体系。在纵向上，须创新科层穿透机制，赋予末端节点政策宣导、边情预警与矛盾调处等核心职能，确保组织触达治理末梢。在横向上，应建立“一核多元型”党建引领模式，探索“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边民互助组+跨境产业平台”的复合架构，通过政治整合盘活少数民族特色资源与跨境经济要素，将传统工艺、边贸活动转化为集体发展动能，实现经济赋能与组织凝聚的互动。尤为关键的是深化党员角色的政治转化，在关键口岸地区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将发展权益与守土固边义务紧密结合，引导边民从“市场参与者”自觉转向“国土守护者”。最终，通过组织网络的重构与政治经济功能的深度互嵌，培育互为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与民族团结的根基。
（三）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引领构建互鉴融通的文化共同体
化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认同离散化的深层挑战，关键在于以党的思想建设为统领，构建互鉴融通的文化共同体。这要求超越简单的符号管理，转向系统性的文化治理范式创新，即在党的价值引导下，实现边疆文化符号的国家化整合、共同体记忆的深度重构与集体情感的升华凝聚。首先要推动跨境民族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建立民族文化资源库，对泼水节、目瑙纵歌等代表性节庆进行意义升华，注入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核心是要打造具象化的共同体记忆场域，依托滇西抗战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冯子材故居、民族团结誓词碑等历史遗存，运用沉浸式体验技术，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可视化呈现，强化对历史根基的集体认知。关键是要构建仪式化的情感共鸣机制，在多民族混居区创新设计如“三交茶会”等互动载体，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具身体验。最终，通过“符号解码—记忆共鸣—情感升华”的递进式治理路径，党的思想建设深度融入边疆文化肌理，促使文化认同从潜在离散转向高度凝聚，为构建互嵌共生的边疆治理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
（四）以党的制度建设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
破解西南边疆地区规则冲突与制度悬置的治理困境，关键在于以党的制度建设为引领，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这要求构建一套融合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法治理念、兼具包容性与效能性的制度创新体系。核心在于推动国家法律法规与民族习惯法的规范性整合，通过吸纳傣族“寨老议事”、景颇族“山官调解”等传统权威中的规则要素，将其纳入正式制度框架，加快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共治公约》，实现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法治的价值协同与制度衔接。深化资源治理的赋权共享改革至关重要，可借鉴资源股权化等创新模式，在党组织统筹下构建“边境生态资源银行”等共享平台，将林地、梯田等集体资源转化为可量化权益，通过“党组织+合作社+边民股东”的复合结构保障发展权益公平分配，筑牢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亟须强化制度执行的程序正义与技术支撑，运用智能化监管手段建立资金溯源与效能评估机制，确保生态补偿、民生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与全程透明。最终，通过“制度整合—赋权共享—价值融合”的治理创新，弥合规范缝隙、提升治理效能，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法治基础。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杂志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