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俊清，山西大同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熟女视频
知行讲席教授、熟女视频
执行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才，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长期从事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研究，累计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等专著18部，主持完成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王磊，熟女视频
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边疆治理现代化（图片略）
摘要：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边聚落作为边疆治理的基础单元，其空间形态与认同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在“ 空间—认同”分析框架下，系统梳理沿边聚落从传统防御型空间到复合型治理场域的功能演进逻辑，揭示其在空间布局适配、多元功能协调、治理需求匹配等层面的内在张力，同时深入考察安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聚落认同的构成维度、演化脉络与当前面临的协同性、内生性、精准性三重建构困境 。在此基础上，阐明“ 空间重塑支撑认同生成、认同建构反哺空间优化”的双向互构机制，从认知重构、结构优化、价值激活、技术赋能四个维度提出协同治理路径，为优化边疆治理布局、激活特色资源价值、创新治理技术手段提供系统性策略支撑，以期为提升边疆地区治理效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沿边聚落；空间重塑；认同建构
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稳定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大局。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演变与国内治理转型的纵深推进，沿边聚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性区域，逐渐演变为承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人文交融的复合型治理场域。在这一进程中，沿边聚落的空间形态与认同结构既面临重构契机，亦遭遇多重张力。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边疆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战略，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持续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部署，《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与“ 十五五”规划建议亦明确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进边境城镇建设，为沿边聚落空间重塑与认同建构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政策指引。在此背景下，沿边聚落作为紧邻国家边界线的基本社会地理单元，既是各项治理政策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感知安全风险、承载跨界流动、维系国家认同的“神经末梢”。如何立足沿边聚落的地理特性、文化特质与发展需求，通过空间布局的战略性优化与认同资源的系统性培育双向发力，形成以空间建设巩固治理秩序、以认同构建凝聚群众共识的协同治理路径，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亟待破解的关键命题。
国内学术界围绕“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议题已形成系统性成果，理论脉络清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方向 。其一，治理理念与范式转型。如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理论建构，提出从“ 碎片化”到“ 系统化”的治理转向，推动从传统军事政治安全向多元非传统安全的拓展 。其二，治理空间与战略路径 。如对外倡导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对内强调“健全”与“ 韧性”治理并重，既强调合力治边和跨域治理，也突出公共服务赋能稳边固边，形成“ 内外兼修”共识 。其三，治理边界与风险防范、应对 。如提出深化政治强边、发展经济固边、改善民生安边、社会治理稳边、构建友邻睦边、推动协同治边，多措并举以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 。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展开，或重空间物质改造，或偏边民共同体建设，未能将沿边聚落的空间重塑与认同建构置于“ 空间—认同 ”辩证互动的整体框架中考察，更鲜有揭示二者协同驱动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为此，本文立足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深层诉求，以沿边聚落为关键治理单元，构建“ 空间—认同”辩证互动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二者的协同驱动机制。
一、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
“空间—认同”分析框架
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运行内在目标，在于通过对边疆地区空间资源配置的系统性整合、社会群体认同建构的整体性推进，达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协同升级。这一过程要求打破传统治理模式中空间规划与认同培育相互割裂的局限，在动态平衡中回应边疆地区复杂现实需求，最终构建起空间功能适配与群体认同强化相互支撑的治理新格局。
“空间—认同”分析框架的生成，植根于对边疆治理复杂性与系统性的深度认知，其要旨在于将“空间”与“认同”视为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作用、彼此形塑的两个关键变量。其中，“ 空间”不仅指代边疆地区的地理疆域、物理环境等物质载体，更涵盖了资源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生产生活场所等构成的功能性场域，其形态重构及边界属性、功能定位的变化，必然引发治理场景与治理方式的调整；“认同”则作为维系空间秩序、聚合治理效能的精神纽带，是凝聚治理共识、引导治理行为的主导力量和维系边疆社会稳定、增强治理合法性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与空间形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了驱动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动能。
图 １ 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空间—认同”分析框架图
“空间—认同”的双向互构关系，构成了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从框架的构成来看（ 见图 1),“空间”涵盖实体空间、关系空间、符号空间三个层面，分别对应边疆的物理布局、社会互动格局、价值符号表达，三者相互交织形成完整的空间治理场域；“认同”包含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规范认同三个层次，分别对应边民的核心价值认知、情感归属指向、行为准则遵循，三者层层递进构成稳定的认同价值体系。“空间—认同”通过结构性互构重塑治理基础、价值性赋能激活治理效能及动态性调适化解治理矛盾，形成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动态演进机理。从“空间—认同”互动视角来看，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空间承载—认同凝聚”的良性循环机制。一方面，空间的重塑会引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生活场景的变迁，进而推动群体认同的调适与重构；另一方面，认同的建构也会反作用于空间的生产与使用，引导空间资源的分配方向和空间形态的演变趋势。其要义在于将空间的物质属性与认同的精神属性置于同一分析视域，揭示二者如何通过持续的互动与反馈，共同塑造边疆安全治理的实践形态与发展走向。
二、作为治理单元的沿边聚落空间功能转型
沿边聚落构成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单元，经历了从自然聚居空间到治理导向空间的生产过程。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的权威界定，聚落(settlement)通常是指固定的居民点，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具有不同的平面形态，并受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诸条件的制约，其建筑外貌因居住方式不同而异，且规模越大，物质要素构成越复杂。赵荣、王恩涌等在《人文地理学》中进一步阐释：“聚落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在地图上常被称为居民点。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这一论述避免将聚落简化为纯粹的居住区，强调其作为社会—空间系统的整体性。我们认为，聚落作为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空间和特定人群的生活单位，本身兼具社会属性与环境属性，是一个涵盖度较广的概念。在本次相关讨论中，所探讨的对象主要指抵边村落和乡镇，同时涵盖自然村或居民点。
（一）沿边聚落空间的历史形态
传统边疆治理模式以线性边界的防御性管控为基点，在空间安排上往往表现为依界而居、分散戍边的布局特征。不仅反映出当时治理体系中对安全防卫的高度优先性，也内嵌了边疆社会对特定资源与环境条件的适应性机理。
历史上，明代的卫所制度是典型代表。卫所制度框架下，大量与军事层级相对应的卫城、所城、屯堡、关寨等聚落随之设立，经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与其军事等级相对应、满足相应功能且适应于当地地形地势以及外部环境的聚落层级网络体系，其寓兵于农、家属同守、移民聚居，集防御、屯田、居住功能于一体。清代的卡伦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凸显强烈的安全导向。19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近代边疆危机发生使传统治理模式受到冲击，沿边聚落的空间与功能开始发生初步变革。为应对外患，中央政府推行“ 新政”“ 移民实边”等政策， 打破了此前边疆地区以军户驻防为核心的传统居住和治理模式，沿边聚落也逐渐承担起垦殖、通商、设治、教化等新职能，开始成为国家力量下沉与资源动员的节点。部分沿边口岸聚落规模扩大，商号、货栈等设施增多，且随着公路、铁路的引入，聚落分布开始脱离单纯的山川险要，向交通干线沿线集聚，空间形态也由封闭防御向半开放商贸节点转变。尽管相关变化的趋势尚微、规模有限，却已指向边疆发展模式与安全策略的深刻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边疆安全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沿边聚落空间功能被全面纳入国家政治安全框架。这一时期，其功能主要聚焦于国防屏障强化，通过设立边防哨所、民兵组织及构建联防体系，使抵边村寨兼具居住、前沿警戒、情报传递等功能，其建筑保留高围墙、瞭望窗口等防御设计，由此形成了以军事防御为首要导向的空间布局。其空间形态依托地形优势构建“点线面”防御网络，空间配置优先服务国防需求，构建“军屯＋民村”联动体系：在西北、东北地区，以生产建设兵团为依托，统筹防御与农业生产；在西南民族地区，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改造传统村寨的同时强化联防管控，以空间刚性管控为新生政权巩固与领土完整提供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周边地缘环境总体趋于缓和，边境贸易政策的逐步放宽，口岸型沿边城镇的兴起，沿边聚落的空间功能开始突破单一防御属性，传统村寨周边涌现出商铺、仓储、物流等商业设施，边境互市的繁荣吸引了人口的流入，空间形态从封闭的防御型向开放的商贸型转变，经济功能与社会交往功能显著增强，推动沿边聚落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 贸居一体”的新形态。在此背景下，国家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一系列战略，将边疆地区发展深度整合至国家整体规划框架之中 。随着边境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沿边聚落与内陆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步形成“口岸—城镇—村寨”联动的空间格局。国家通过鼓励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促使聚落在维持必要防御职能的同时，显著提升其经济功能与民生服务能力，空间功能分区也趋向清晰。在治理理念上，已逐渐淡化单一管控思维，转而致力于通过健全基础设施、扶持地方产业、改善民生福祉等方式巩固稳定根基，并同步推进法治化与市场化进程，从而推动沿边聚落由传统行政管控单元向开放型区域发展节点转型。
（二）沿边聚落空间功能的转型方向
在新时代边境治理与区域发展双重目标推动下，沿边聚落正经历空间功能系统性转型：实体空间重组提效，关系网络重塑强化互动，符号空间的文化意蕴与象征价值亦得到凸显与诠释。三重空间交织调适，共同服务于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体空间层面，指打破传统防御导向的空间布局，构建适配多维治理需求的物理空间体系。我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其中，1.9万公里位于民族地区），沿边设有500余座边防哨所、555个抵边乡、3356个抵边村和311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陆路口岸超过101个）。新时代实体空间转型秉持安全与发展协同理念，一方面保留必要边境管控设施，强化口岸、边检站等关键节点安防效能，构建“点线面”立体化防控网络，筑牢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底线。另一方面，依托边境区位禀赋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基建配套，在口岸周边规划跨境产业园区、物流仓储区及商务服务区，推动生产空间与跨境经济活动深度耦合；同步升级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空间，配套建设学校、医院、文化场馆，缩小与内陆地区公共服务落差，打造宜业宜居的沿边城镇带。此外，结合生态安全治理诉求，空间布局兼顾边境生态廊道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严守边疆生态安全底线。
关系空间层面，沿边聚落的发展正经历从封闭割裂到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转型。新时代沿边聚落关系空间转型锚定互联互通价值导向，深度契合兴边富民行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要求，推动社会互动从内向封闭向多维联动转型。持续完善的高铁与高速公路网络加速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循环。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沿边聚落深化与周边国家城镇的交流协作，通过共建互助联盟、共享服务平台、协同治理跨境事务，培育出覆盖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互鉴的复合型跨界社会网络。例如，云南临沧44个抵边行政村实现高速、5G全覆盖，全部建成“一村一品”专业村，融入高原特色农产品供应链；同时借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搭建跨境交易与文化交流平台，2025年，边民互市贸易额达9.9亿元。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聚落群通过铁路、高速对接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粮油加工产业；创新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与哈方建立互助交易机制，2024年落地加工产值突破12亿元，构建边民参与利益共享的微观跨界网络。数字技术为关系空间拓展注入动力，极大地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有效提升跨境互动效率与便利性，不断丰富关系空间的结构与功能、内涵和外延。
符号空间层面，指向凝练边境特色文化符号，强化国家认同与边疆叙事。传统沿边聚落符号表达多与军事防御、边疆戍边相关，承载单一国家安全叙事功能。新时代沿边聚落符号空间转型，注重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构建“国家认同＋边疆特色+时代内涵”的符号体系。一方面，强化国家主权符号表达，通过建设边境标识碑等载体。例如，云南省沿4060公里边境线、覆盖374个沿边行政村，推进“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广西防城港以距边境线20公里以内的乡镇和行政村为基础，以“十个一”系统建设了覆盖59个沿边村落的国门文化大院和驿站，增强沿边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彰显主权管辖与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地域、民族与跨境文化资源，将少数民族传统等融入聚落建设，打造文化符号。例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将哈萨克族冬牧场文化、雪域民俗与边境村落建设相结合，打造“我的阿勒泰”“毛皮滑雪溯源”等特色IP,依托跨境自驾游线路串联中蒙俄马文化驿站，使传统游牧智慧转化为关系空间中的文化黏合剂。符号空间重塑与时代发展同步，将“一带一路”等时代主题融入聚落景观与文化宣传，让沿边聚落成为展现国家成就、传递和平理念的窗口，实现从防御叙事向发展叙事、文化叙事的多元转型。
（三）作为治理单元的沿边聚落空间张力
沿边聚落是边疆安全治理基础单元，其空间有领土、社会与跨境属性，受国家治理意志、地方社会需求、跨境互动格局等多重力量影响。其内在的多元张力并非简单空间矛盾，而是不同价值导向、利益诉求与治理目标在空间载体上的投射，贯穿空间生产、功能定位与治理实践全过程。
沿边聚落的空间张力首先根植于其独特的边缘性地理与经济空间格局 。宏观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聚落，正伴随全国性人口大流动浪潮发生深刻的空间重构。各民族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时间也趋于长期化。但因大量沿边聚落分布于远离中心城市、可耕地资源有限、经济与交通欠发达的河流沿岸或山麓地带，自然禀赋与区位条件的先天劣势，使得这类聚落人口持续向内陆中心城镇流失，青壮年劳动力短缺、聚落空心化问题突出。既对传统边境管控、国土空间守护的人力基础造成冲击，也导致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形成守边力量不足与发展动能匮乏的双重困境。尽管国家持续投入，例如2012年至2022年间，陆地边疆九省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5.5万亿元，但地理阻隔、人口密度和经济起点的巨大差异，导致道路网络密度、学校医院服务半径等关键民生指标在沿边各县市与内地平均水平之间仍存在鸿沟，进而在微观层面衍生出多重张力：沿边聚落分散化的空间形态，难以适配防线筑牢对集中管控的刚性需求；富集的生态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之间存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传统的聚居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供给之间存在适配难题，如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覆盖效率较低。这些张力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布局层面，更深刻反映在治理资源的配置、治理方式的选择以及治理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成为沿边聚落发挥治理单元功能、服务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瓶颈。
其次，体现在聚落空间功能的二元性冲突上。沿边地区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被同时赋予“安全屏障、开放前沿、生态保护区与宜居家园”等异质性甚至互斥性的功能期待。实证研究表明，1980年至2020年间，中国边境地区的生活空间与开放空间显著扩张，但这是以生态空间的持续减少为代价的，这种“生产—生活—开放”空间对生态空间的挤压，形成了“一带三区多点”的冲突格局。研究进一步量化了这种冲突的驱动因素，发现经济动力与对外开放政策是导致空间转换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其影响力远超自然地理因素。这意味着，在“兴边富民”与“ 高水平开放”的政策驱动下，沿边聚落的空间生产极易滑向以经济和开放功能为主导的单一路径，从而削弱其作为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和边疆社会稳定器的基底功能。
第三，国家治理意志与沿边聚落的差异需求的张力。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标准化空间规划、边防设施布局等手段，将沿边聚落塑造为承载国家安全职能的空间载体，其治理体现出统一性、强制性与安全性导向，而地方社会层面对空间形态提出了差异化要求。国家的边疆治理要求沿边村寨保持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活力以履行守土固边职能，但城镇化的拉力、自然资源禀赋的劣势和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共同推动边民向内地迁移，2010年至2020年期间，广西宁明县、大新县、靖西市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7747人、13992人、9361人，分别下降5.26%、4.72%、1.88%,从而形成结构性张力。又如以“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为代表的治理现代化工程，旨在通过空间规划与社区重组，促进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则使互嵌停留于表层空间，难以深入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层面。这种张力本质上是空间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不同步的体现。治理单元在物理边界和组织形式上被重新划定，但其内在的社会黏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却需要更长时间和更精细的政策来培育 。若处理不当，快速的空间重构反而可能侵蚀传统社区赖以维持的社会资本，在短期内加剧群体间的区隔感，而非促进融合。
三、安全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沿边聚落认同嬗变
边疆安全治理的终极目标不仅是物理疆界的稳固，更是人心与认同的凝聚。在国家主导的空间重塑工程之外，边民自身如何感知、解读与内化国家在场，如何在与邻国的日常比较中形成对本国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认可，构成了边疆安全最为深厚的心理基础。安全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认同建构，是一个从外部政策灌输到内部情感生成、从单一政治认同到复合身份协调的深刻嬗变过程。
（一）沿边聚落认同的构成与演化
以新时代为时间分界，沿边聚落的认同演进历程，先后历经传统王朝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纵深发展时期三大历史阶段。
传统王朝时期，沿边聚落的认同以地域亲缘为主，国家认同模糊，呈松散格局。王朝多通过羁縻、土司制度间接治理，国家认同仅通过土司、边将等微弱传导。这种松散的统辖关系使得边境地带呈现出“有疆无界”的特征。边民基于语言、习俗、婚姻形成跨越王朝边界的社会网络。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萌发，沿边聚落认同经历剧烈重构。晚清至民国，传统边疆治理瓦解，现代国界勘定与主权意识觉醒促使沿边聚落的认同边界开始明晰化。国家通过设立边防、推行新政、派驻军队等方式强化直接控制，试图构建清晰的边界与统一的国民认同。此时的“国家”不再是遥远符号，而是与边民切身利益和安全紧密相关的政治实体，且在抵御外侮中，国家认同得到一定强化。同时，边境民族聚落面临边界切割，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身份认同出现分化与矛盾。整体上，认同仍呈现传统地域亲缘认同与现代国家认同交织并存、尚未完全整合的复杂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全面延伸，推动沿边聚落认同向国家认同主导、多元认同从属转型，呈现高度集中化、政治化特征。这一时期，国家为巩固边疆主权、维护边境稳定，通过建立集体化体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等方式，将沿边聚落全面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空间治理上，划定边境管控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实施移民戍边，重塑沿边聚落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思想引导上，以爱国主义教育、边疆建设动员为着力点，强化边民国家意识与集体观念，将“守边固防”“为国戍边”纳入认同的关键内核。国家认同通过行政管控等刚性手段深度嵌入边民日常生活，成为这一阶段沿边聚落认同体系的绝对主导。例如，在边境村寨普遍设立的“国旗村”“堡垒户”，以具象化方式强化了国家符号的在场性与边民的国家归属感。此阶段的认同建构呈现出较强的单向塑造特征，国家通过制度供给与资源倾斜，将边民的生产生活与国家发展紧密绑定，如通过设立国营农场、边境供销社等，使边民在经济生活中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与支持，进而逐步将国家认同内化为日常行为准则。传统地域认同与族群认同逐渐让位于以国家为根本归属的政治认同。
改革开放纵深发展时期，随着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和市场化改革推进，沿边聚落认同进入多元重构、动态博弈阶段。市场经济的引入激活了边民的经济理性，跨境贸易、劳务输出等活动打破地域局限，使部分边民的认同从国内边境区域延伸至跨境经济圈，甚至形成基于利益联结的跨境共同体认知。对外开放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外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民族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复兴与重构的趋势，部分少数民族聚落开始重新审视和挖掘自身文化特色。此阶段国家将边疆治理的战略重心予以调整，以“兴边富民”行动及强化边境地区资源投入为主要政策工具，旨在通过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巩固和提升边民的国家认同。然而，多元认同并存的格局也衍生出新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经济利益驱动的跨境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边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复兴与国家认同之间亦呈现出一定的内在紧张关系。因此，如何在多元认同的动态博弈中实现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与引领，成为此阶段边疆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
（二）安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沿边聚落认同建构
新时代以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安全治理现代化正突破传统边境单一管控模式的局限，突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以及源头治理。其通过重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拓展治理场域，为沿边聚落认同建构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语境。这种认同并非预设的情感联结，而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与聚落居民的多元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国家认同、地方认同与族群认同相整合的价值共识，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
治理主体协同化重构是认同建构的逻辑起点。边民的主体性实践参与是沿边聚落认同生成的内生基础。安全治理现代化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型，构建起党委把方向、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民众为基础“五位一体”的治边格局。政府通过赋权赋能激活基层活力，下放部分治理权限，鼓励居民以护边员、联防队员身份参与边境巡逻、跨境矛盾调解，如新疆塔什库尔干接力戍边的巴依卡一家三代、云南绿春县二甫村的“秋海棠女子戍边队”、内蒙古“草原110”“蒙古包哨所”“红色堡垒户”等模式,实现了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强化：一方面，守边护边的日常实践使边民在领土守护过程中获得了关于国家主权边界的具象化感知；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边境巡逻的空间生产、跨界矛盾的利益协商等具体治理活动，边民逐步完成了从“治理客体”向“治理主体”的身份转换，最终在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中凝聚起守边有责、护边尽责的集体行动共识，筑牢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根基。
治理机制法治化与精准化是认同建构的关键支撑。法治是稳定边民预期、塑造国家权威认同的根本。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动边境治理法治化的力度显著加大。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于2024年深入沿边9省（区）边境村镇、企业、口岸、边防哨所和农牧民家庭开展调研，累计梳理意见建议100余条，并形成9份调研分报告和1份专题调研报告，为提升边境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系统性政策依据。在地方治理中，沿边省份以《边境管理条例》为基准完善法规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及边民的权利义务。如广西修订条例时增设边民互市、跨境劳务、边境村寨等条款，保障边民经济权益，规范其参与边境事务的方式，使边民在依法守边、依规治边中逐步强化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敬畏与认同。又如云南通过持续强化法治建设，其群众安全感综合满意度已从2020年的95.57%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97.25%,且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度连续五年均维持在97%以上的高位。这一过程将宏观抽象的国家法治规范转化为边疆基层可感可知的公平正义日常实践，持续培育边民的法治情感认同，不断强化民众对国家法治体系的制度信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而对于精准化方面，各沿边省份普遍依托大数据分析、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构建立体化智能防控网络。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该盟边境线绵延1103公里，辖区面积广达7.3万平方公里，传统人力巡防面临严峻挑战；通过构建“鹰巡”无人机巡防体系，该地区实现了对边境辖区的秒级响应与全天候无死角覆盖，而“空天地”一体化防控模式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使边民在获得切实安全感的过程中，强化了对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认同。
治理内容的民生化拓展与深度融合，是边疆认同建构的重要依托。比较分析显示：通过系统性资源投入与重大工程建设，沿边省份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价值认同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从而为国家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这一点，在云南、新疆等边疆省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清晰印证。云南在2021年至2023年间，统筹投入资金达138亿元，创新推进并全面建成了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有效补齐了沿边村寨在水利、电力、道路、网络以及人居环境、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短板；新疆则长期坚持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民生领域，并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边境地区延伸，构建“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建立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显著提升了沿边地区的通达性与民生保障水平。这一系列举措使边民在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将对国家政策的认知性认同，逐步转化为深厚的情感归属与稳定的政治认同，促进了“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边疆地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发了边民自觉维护边疆稳定、主动参与国家建设的集体行动，进而为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协同发展构筑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沿边聚落认同建构面临的困难挑战
当前沿边聚落的认同建构实践尚未完全契合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空间重塑与认同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治理张力。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协同困境、驱动困境、精准困境三个层面 。这些张力构成了认同建构必须正视的空间挑战。
一是空间规划的系统性分割与认同整体性生成的协同困境。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沿边聚落空间实现功能整合与系统协同，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治理主体主导的空间项目往往各自为政、缺乏衔接。边防基础设施由军事安全部门规划，边境幸福村建设由发展改革与民族工作部门推进，口岸经济区由商务与海关部门布局，生态环境红线由自然资源部门划定。这些空间规划在目标导向、技术标准、时序安排上相互独立，导致沿边聚落空间呈现出“安全管控空间”“经济发展空间”“生活服务空间”“生态保护空间”彼此割裂的碎片化格局。对于边民而言，国家认同的生成有赖于对国家在场的整体性感知，但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是互不统属，甚至相互矛盾的空间规则时，例如抵边生产便道因边境管控升级而被阻断，传统放牧路线因生态红线划定而改道，国家形象便在边民认知中变得模糊而矛盾。这种空间治理的系统未协同，削弱了认同建构的统一性与连贯性，使边民难以从碎片化的空间体验中提炼出清晰而稳定的国家认同。
二是空间改造的外源性主导与认同内生性培育的驱动困境。当前沿边聚落的空间重塑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特征，从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到施工验收，决策重心始终在县级以上行政层级，边民参与多停留在征求意见、配合施工的浅表层面 。边境幸福村的房屋样式由设计院统一绘制，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由省级文件统一规定，产业培育方向由项目实施方案预先设定。这种外源性空间改造模式虽然在效率与标准化方面具有优势，却难以充分吸纳边民世代积累的地方性知识与空间使用经验。认同建构的根本动力在于主体的自觉接纳与情感投入，而非被动的政策接受。当边民发现新建的房屋未能预留牲畜圈养空间、设计的民族特色建筑与实际生产生活习惯相悖、规划的产业项目与本地气候土壤条件脱节时，他们对国家关怀的感激之情便可能与对具体空间安排的不适应感相互交织。空间改造若长期停留于“ 替边民做主”而非“让边民做主”，认同建构便缺失了最为关键的内生驱动机制，难以实现从“ 要我认同”到“我要认同”的质的飞跃。
三是空间供给的均质化取向与认同需求差异化回应的精准困境。安全治理现代化追求资源配置的精准高效，但当前沿边聚落的空间供给仍带有较强的均质化色彩。沿边地区绵延数千公里，横跨多个自然地理单元与民族文化板块，不同聚落在区位条件、人口结构、产业基础、跨境关联度等方面差异悬殊。抵边一线村寨的核心关切是守边固边的制度保障与补偿机制，通道枢纽乡镇的迫切需求是口岸经济红利与跨境便利化，腹地民族村寨的主要诉求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民族文化传承空间。然而，在实际的空间规划与资源投放中，部分地区仍沿袭“一刀切”的均质化供给模式，未能精准识别不同聚落的地域功能属性与核心诉求，导致面向口岸枢纽的产业空间预留不足，而针对高海拔或地形受限抵边村寨的基础设施配套又难以匹配其特殊的守边固边需求。此类均质化的空间供给既无法匹配不同沿边聚落的实际发展需要，也难以回应差异化的认同建构需求，最终使得认同建构的效果大打折扣，难以转化为不同聚落群众自觉的身份认同与行动自觉。
四、互构与反馈：“空间—认同”
驱动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机制
沿边聚落认同建构所面临的空间张力，本质上是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内生性、精准性要求在空间维度的暂时性缺位。破解困局的关键，不在于强化空间改造的力度或增加认同引导的资源投入，而在于构建一种“空间—认同”双向赋能的动态互构机制，使空间重塑与认同深化从并行推进的“两张皮”走向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有机整体。
（一）系统协同互构：从碎片化空间治理走向认同导向的空间整合
沿边聚落认同建构面临的首要障碍，在于不同治理主体主导的空间实践彼此割裂，导致边民对国家在场的感知碎片化、矛盾化。构建“空间—认同”互构机制的第一个着力点，便是以认同建构的整体性目标统领空间规划的系统性整合。
其一，建立以认同生成为内核的空间统筹框架。认同的本质是主体对特定对象形成稳定、连贯、积极的认知图式与情感联结。因此，系统协同互构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沿边空间规划协调机制。这一机制不应停留于项目信息的通报共享层面，而应上升到以认同建构为核心目标的功能整合高度。具体而言，需要在县域乃至州域层面编制沿边聚落认同建构导向的空间一体化规划，将边防设施布局、新村建设、产业园区选址、生态红线划定、公共服务配置等各类空间要素，统一纳入“增强边民国家认同”这一目标之下进行系统审视与动态调适。通过制度化的统筹机制消除各类空间规划之间的内生矛盾与功能冲突，有助于边民在日用而不觉的空间实践中感知到高度统一的治理意志，从而为整体性国家认同的生根铸魂奠定坚实的空间认知基底。
其二，构建空间叙事与认同符号的统合体系。空间的系统协同不仅体现于物理层面的功能衔接，更体现于符号层面的意义统合。沿边聚落的空间重塑过程，同时也是国家符号、民族符号、地方符号在特定场域中的植入、并置与重组过程。系统协同互构要求建立一套贯通不同空间类型的认同叙事框架，使边境铁丝网上的国徽、村寨广场的国旗、学校教室里的地图、手机信号覆盖的铁塔、硬化的抵边道路，都成为同一个“ 国家叙事”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空间设计与建设阶段，就应有意识地将国家认同的符号元素与地方性知识、民族文化记忆进行创造性融合，而非简单并置。边民行走在边防巡逻道上，能同时感知到这是守护家园的屏障、是通往牧场的通道、是国家力量的具象呈现。多重意义的叠合，正是系统协同互构所追求的认同深化效应。
其三，形成跨空间场域的认同反馈回路。系统协同互构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建立从认同状态到空间调适的逆向反馈机制。空间规划的系统性不应是僵化封闭的，而应根据边民认同状态的动态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这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沿边聚落认同监测评估体系，将边民对不同类型空间的认知评价、情感倾向、行为选择作为重要反馈信号，逆向输入空间规划的修编与优化流程。若监测数据显示某一类空间改造引发了边民的普遍不适或认同疏离，治理体系应具备快速响应的调适能力。通过形成“空间供给—认同反馈—空间调适—认同深化”的完整闭环，系统协同互构能够超越静态方案设计的理想化预设，进而实现治理实践的动态优化。
（二）内生驱动互构：从外源性空间植入走向参与式的认同生成
认同建构的深层逻辑在于主体的自觉接纳，而非被动的政策顺从。当沿边聚落的空间重塑长期由外部力量主导、边民参与流于形式时，即便物质条件显著改善，认同的内生动力也难以充分激发。内生驱动互构的要旨是将边民从空间改造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建者”，使空间重塑本身成为边民表达认同、强化认同的实践过程。
首先，赋权边民参与空间规划与设计全过程。内生动力的产生前提是主体性的确立。沿边聚落空间重塑的决策链条应当向下延伸，在项目谋划、方案比选、细节设计等关键节点建立制度化的边民参与渠道。这并非简单召开几次征求意见会，而是需要在治理结构中嵌入边民的代表性组织与协商平台。例如，可以依托现有的村民议事会、边境联防队等组织基础，成立由边民代表、村寨长老、返乡青年、妇女骨干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抵边聚落空间营造理事会，赋予其对空间改造项目的知情权、建议权和一定范围内的决策参与权。边民的意见被真实吸纳进最终建设方案之后，空间重塑就不再仅仅是“国家为我们做的事”，而成为了“我们与国家一起做的事”。这种亲身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最深刻的国家认同教育，边民在行动中找到了自己在国家治理共同体中的位置，也确认了自身的价值。
其次，激活地方性知识与空间营造的内生智慧。沿边各民族在长期适应边疆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空间知识。譬如，如何选址以避风向阳、如何布局以促进邻里互助、如何预留空间以应对跨境亲属往来、如何设置符号以标识族群边界与共同体归属。这些知识体系在外源性规划视角下往往被视为“非标准”“落后”而被忽略，但它们恰恰是认同建构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内生驱动互构要求空间重塑过程对地方性知识保持高度尊重与创造性吸纳。当边民在新建设的空间中辨认出自己文化传统的印记时，空间便不再是外来的、陌生的，而是熟悉的、亲切的，认同的情感根基由此得到滋养。更进一步，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本身就在传递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国家认同不是以消弭民族文化认同为代价的，二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中和谐共生、相互支撑。
最后，培育空间维护与认同强化的自组织机制。内生驱动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边民是否形成对空间持续维护与意义再生产的自觉行动。外源性投入建设的空间设施，如果缺乏边民日常化的照料与活化使用，便会迅速衰败并丧失认同承载功能。因此，内生驱动互构的落脚点，在于培育边民对于空间的主人翁意识和家园责任感。这可以通过设立“边民国旗台维护岗”“抵边路养护志愿队”“村寨公共空间轮值管理制度”等自组织形式来实现。当边民定期擦拭界碑、自发修补被雨水冲损的巡逻便道、主动维护广场上的国旗杆时，他们不仅是在完成一项劳务，更是在反复操演与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空间维护成为认同表达的日常仪式，认同深化反过来激励更高质量的空间维护。这一正向循环一旦形成，沿边聚落的空间重塑便获得了不竭的内生动力。
（三）精准高效互构：从均质化空间供给走向差异化认同响应
沿边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认同建构的空间策略必须告别“一刀切”，转向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精准高效互构的核心，是建立空间供给与认同需求之间的精细化匹配机制，使有限资源的投入产生最大的认同增量效应。
第一，构建基于认同需求图谱的空间分类供给体系。精准互构的前提是对沿边聚落认同状态的精细化诊断。不同区位、不同功能类型、不同人口结构的沿边聚落，其边民认同的薄弱环节与强化路径各不相同。抵边一线守边户的核心诉求是守边行为的制度性认可与经济补偿，其认同强化需要空间化的荣誉符号与保障设施，例如设立“光荣守边家庭”标识牌、建设抵边值守暖心驿站、完善边防巡逻道路网络。口岸通道型乡镇的边民高度嵌入跨境经济网络，空间策略应侧重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建设边民互市贸易的规范空间、提供跨境劳务的法律服务窗口。腹地民族村寨的边民面临的是公共服务可及性与文化传承空间的压力，空间供给应优先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建设民族文化传习场所、完善与中心城镇的交通连接。只有建立精细化的沿边聚落认同需求图谱，并据此形成差异化的空间供给方案，才能实现资源投放与认同产出的精准匹配。
第二，建立空间资源配置的动态校准与反馈机制。认同需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代际更替、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变化而持续演进。精准高效互构要求空间供给保持高度的动态敏感性，能够根据边民认同状态的变化及时校准资源配置方向。这需要依托数字治理技术，建立沿边聚落空间使用效能与认同状态的实时监测平台。通过整合入户调查数据、社交媒体舆情、公共服务使用记录、人口流动轨迹等多源信息，形成对边民空间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当数据揭示出某一区域边民对跨境教育资源的渴求上升时，空间策略便应及时向建设跨境远程教育站点、引进双语师资周转房等方向倾斜；当监测到青少年群体对文化娱乐空间的需求凸显时，抵边村寨的公共空间功能便应从单一的政治宣教向复合型文化服务转型。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动态校准，使空间供给始终锚定在认同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避免资源沉淀于低效甚至负效的项目之中。
第三，实现空间效能与认同效益的双向精准评估。精准高效互构的闭环，要求建立一套能够同时衡量空间物理效能与认同心理效益的综合评估体系。传统的空间项目评估侧重于工程量完成率、资金拨付率、设施使用率等硬性指标，而忽视了空间改造对边民认同心理的实际影响。精准互构要求将认同指标纳入空间治理绩效评估的核心维度：包括边民对国家政策的知晓度与认同度、对边界管理措施的接受度与配合度、对所在聚落的空间满意度与归属感、守边护边的行为意愿与实际参与率等。评估结果不仅要作为空间项目是否达标的依据，更应成为后续空间资源分配的重要权重。当评估显示某类空间改造对认同提升的边际效应递减时，便应果断调整投入方向；当发现某种空间参与模式对认同强化效果显著时，便应及时总结推广。这种精准化的评估反馈机制，确保了“空间—认同”互构始终沿着效能最大化的路径演进。
五、安全治理现代化下沿边聚落
“空间—认同”支撑体系构建
沿边聚落“空间—认同”互构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系统性、差异化、精准化的支撑保障。当前各地实践普遍存在策略同质化、内容重复化、落地表面化问题，根源在于未能突破空间工具化、认同形式化的二元思维，未结合区域特征设计分层分类路径。为此，应从认知重构、结构优化、价值激活、技术赋能四个维度，构建适配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支撑体系，坚持国家认同统一导向，尊重区域差异，推动互构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可持续的治理实践。
（一）认知重构：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树立差异化互构理念
认知偏差是导致“空间—认同”互构失效的首要根源。长期以来，沿边地区安全治理中存在着“重空间管控、轻认同培育”与“重形式宣传、轻空间支撑”两种极端倾向，将空间仅仅视为安全管控的物理载体，将认同简化为自上而下的政策灌输，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区域由于治理重点不同，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认知偏差：西北沿边地区容易陷入管控至上的思维误区，将空间治理等同于物理隔离和刚性管控；东北沿边地区容易出现重发展轻认同的倾向，将空间开发单纯视为经济增长的手段；西南沿边地区则容易过度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忽视国家认同的整体性建构。
要树立“安全—发展—认同”三位一体的系统认知。安全是底线，发展是基础，认同是根本，三者统一于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要纠正“安全与发展对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的错误观念，认识到安全的空间环境能够为发展和认同建构提供保障，发展的空间成果能够为安全和认同建构提供物质基础，而深厚的国家认同则是安全和发展最持久的精神动力。
要确立差异化的“空间—认同”互构导向。不同区域的沿边聚落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和认同基础，其互构的重点和路径也应有所不同。应当根据三个核心维度对沿边聚落进行再分类：地缘功能之维，区分口岸主导型、生态敏感型、战略军事型、边境民族聚居型等基本类型；空间结构之维，识别线性延展型、团块集聚型、散点分布型等不同形态；认同风险之维，评估跨域认同强度、国族认同稳定性、族际关系和谐度等指标。通过在不同地方用最适配的方式转化张力，将空间上的不利条件转化为认同建构的独特资源。
要构建多元主体的认知共识形成机制。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调研、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对“空间—认同”互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边民宣传国家的边疆政策和治理理念，引导边民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边民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在空间规划、项目建设、文化传承等重大问题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
（二）结构优化：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局，构建分层协同空间格局
传统的“一刀切”式资源均衡配置思路，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反而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政策失效。必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入手，构建分层分类、协同联动的空间治理格局，实现空间资源的精准配置和高效利用。
在宏观层面，完善跨域空间协同治理体系，打破行政边界壁垒。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域、跨部门、跨军地的空间治理协调机制，统一国土空间规划、统一政策标准、统一资源调配、统一考核评价。西北沿边地区要深化兵地融合发展，建立兵地国土空间规划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兵地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西南沿边地区要加强省际协同治理，建立滇桂黔川藏沿边地区治理协作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生态保护、疫情防控等区域性问题；全国所有沿边地区都要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整合边防部队、公安、海关、边检、民兵等各方力量，构建无缝衔接的边境安全防控网络。
在中观层面，推动安全与发展空间功能融合，避免空间割裂。构建“中心—节点—基底”三级韧性空间网络。中心层选取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边境城镇，强化其综合服务功能与国族认同符号承载功能；节点层依托交通沿线的重要村落，建设兼具物资集散与社区文化聚合作用的边民驿站；基底层则是广大基础聚落，通过流动服务车、远程医疗站等移动式空间补缺手段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这种分层结构使资源不再平均投放，而是形成梯度传导、弹性响应的空间支撑体系，同时每一层级都嵌入差异化的认同建构功能，中心城镇设立国门教育展馆，节点村落建设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广场，基础聚落则依托流动服务开展国旗进万家等日常仪式。
在微观层面，营造差异化的日常生活空间场景，满足多元认同需求。改变千篇一律的城镇建设模式，根据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设计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建筑风格、街巷格局和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既要融入国旗、国徽、国歌、国门、界碑等国家符号，强化国家认同的日常表达；也要保留和体现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尊重民族文化认同。通过差异化的空间场景营造，让边民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尊重，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三）价值激活：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培育内生认同动力
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沿边聚落认同建构面临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挖掘沿边地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资源，激活地方文化的内生动力，让认同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自然生成、持续强化。
分类保护活化传统民族文化空间，筑牢认同的文化根基。传统民族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情感凝聚的重要纽带。要根据不同类型文化空间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保护和活化措施。对于游牧文化空间，要重点保护草原、牧场、转场路线、敖包、蒙古包等传统空间形态，传承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智慧；对于农耕文化空间，要重点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宗祠、水渠、梯田等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对于边境民族文化空间，要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保护边民共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推动跨境文化交流与合作。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防止传统民族文化空间沦为单纯的旅游景点，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深入挖掘沿边地区独特的爱国主义价值资源，厚植家国情怀。沿边地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拥有丰富的国门、界碑、烈士陵园、屯垦戍边遗址、抗敌斗争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挖掘，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线路。组织边民和青少年开展“走边关、看国门、祭英烈”活动，让他们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国家的尊严和力量，了解边疆建设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要讲好屯垦戍边故事、卫国戍边故事、民族团结故事，大力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和“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沿边地区代代相传。
建立群众参与的空间价值共创机制，激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要转变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空间治理机制。可在每个沿边行政村（社区）设立由边民代表、村干部、边防民警、学校教师共同组成的空间与认同议事小组，定期识别社区内哪些空间要素正在对边民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并基于这些识别结果形成小规模、快速响应的空间微干预方案。将认同建构从上级部署转变为社区自治，使边民成为自身认同状态的监测者与修复者，真正实现认同建构的在地化、常态化与可持续化。
（四）技术赋能：提升治理精准度，打造智慧治理新生态
技术赋能是推进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空间—认同”互构中精准性不足问题的关键手段。必须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精准高效、智慧协同的现代治理支撑体系，提升空间治理的精准度和认同传播的有效性。
构建沿边地区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实现空间资源的精准配置。整合国土、规划、边防、民政、教育、医疗、社保等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沿边地区空间治理大数据库。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对沿边地区的自然地理、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安全状况等进行全方位、动态化的监测和分析。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精准识别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空间需求和认同诉求，制定差异化的空间政策和认同建构措施。通过分析公共服务资源分布数据，精准查找公共服务薄弱环节，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国家认同传播方式，增强认同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VR/AR、社交媒体等平台，讲好中国边疆故事。制作一批高质量的短视频、纪录片、动漫作品，展示沿边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发展成就和先进人物事迹，让更多人了解边疆、关注边疆、支持边疆 。运用 VR/ AR 技术，打造沉浸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项目，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国门的庄严、界碑的神圣和戍边战士的艰辛。鼓励边民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和爱国情怀，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形成人人传播正能量、人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良好氛围。
建立智能化的边境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的边境智能防控网络。在边境一线部署高清摄像头、雷达、传感器、无人机等设备，实现对边境地区的全天候、全覆盖、智能化监控。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跨境人员、车辆、物品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精准识别非法越境、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提高风险预警和处置能力。同时，要坚持技术防控与群众防控相结合，充分发挥边民在边境防控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智能＋人力”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确保边境安全稳定。
总之，认知重构是前提，结构优化是基础，价值激活是核心，技术赋能是支撑，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沿边聚落“空间—认同”支撑体系的有机整体。在新时代推进边疆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共性要求与个性差异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不断完善“空间—认同”支撑体系，推动空间治理与认同建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边疆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责任编辑|高阳阳
优选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